陆川，电影工匠的傲慢与偏见

我至今不知道，网传陆川导演用来吐槽《抓娃娃》的“低质强碱性搞笑片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
不开玩笑，我甚至在谷歌学术的电影分类里，搜过强碱性、喜剧之类的英文关键词，以为又是哪个影评大拿造出来的新概念，或者是哪个偏门小众标签我没听过。

结果什么都没找到。

那这个“强碱性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说这种电影对观众的眼睛和智商具有很强的腐蚀性？那为什么不叫强酸性？明显更符合一般直觉。

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，但我更倾向于陆川导演那天是真被人盗号了。哪怕平台表示，发消息和删消息用的是同一台手机，我还是更愿意相信盗号的说法。

这里并不是想说，下三路的谐音梗是什么不好的东西、不该说的东西。毕竟，我也不是什么上流人士，骂几句粗话太正常不过。问题在于，陆川导演是——我看他一辈子就没下流过。“强碱性”一类的粗鄙之语，你说是姜文说的，我还信一点。

也不是说姜文电影拍得好，他就有资格说这种话。而是他“直男癌”，他说这话比较合适。

很多影迷对陆川导演的第一印象，大概都是《可可西里》《南京！南京！》。这两部作品的视角非常冷静客观，有着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，为陆川打下了文艺片导演的基石。至于他的处女作《寻枪》，则有被主演越俎代庖的嫌疑。

大家都说这片子长得有点像姜文，疑似遭到了姜老师个人风格的“强碱”——有点损了，说正经的。

陆川不算高产，他的导演生涯一共6部主要作品，以《南京！南京！》为界，之后的3部作品都是商业类型片——虽说商业、类型的性质有待商榷。但能看得出来，转型的陆川有很多放不下的包袱。这让《王的盛宴》成为了一部“泾渭分明”的作品。

《王的盛宴》是陆川第一次尝试商业片，肯定有点水土不服。这倒不是陆川一个人的问题。千禧年前后，中国电影行业经历过一段“大片尴尬期”。年初我们聊张艺谋的时候提过，大家都在找大明星，把电影弄得富丽堂皇。

这个时期的古装大片喜欢改编舞台剧。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改的《雷雨》，《夜宴》改的《哈姆雷特》，身上都有黑泽明的影子。可见我们的导演志存高远，都有一颗商业艺术两手抓的大师梦。

可惜有人没黑泽明的命，却得了黑泽明的病。

陆川在采访时说，如果大家觉得《王的盛宴》有点像《乱》，那应该是因为它们都很像莎翁剧。大导很乐于把电影拍出戏剧感，用舒缓的节奏和艺术化的表达，让电影的视听语言变得更加“高级”。算是非常典型的科班手艺。

如果深扒视听语言和艺术价值，这批电影的评分确实过低了，基本不超过6分。《王的盛宴》在豆瓣上只比《唐人街探案3》高0.5分，未免有失公允。

《王的盛宴》并不是一部粗制滥造的作品，它身上有很多从《可可西里》开始，就一路跟着陆川的标志性手法。长镜头动不动10几20秒，而且多是中全景的固定机位，这就不是“寸土寸金”的现代商业片能接受的拍法。

商业片观众只会觉得节奏温暾，画面缺乏直观冲击。这是一个很客观的评价，你让商业片观众来评价《可可西里》《南京！南京！》，或任何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，他们都会这么说。黑泽明的商业片，放到今天一样是大闷片。

太长了，录不下

陆川电影的另一个特点，是喜欢用主视点和纪录视角。他几乎滥用长镜头和凝视镜头，同时对正反打严重过敏。人物如果要发生对话，就用中近景把说话的人包裹在一个画幅里，模仿一种旁观者而非摄像机的视角。

《南京！南京》就是一部几乎没有正反打的电影，《可可西里》也一样，拍得像纪录片。

如果有正反打的必要，陆川会给到面部的局部大特写，让角色的情绪彻底把画幅占满，有点类似库布里克凝视。《王的盛宴》里也遗留了许多类似的镜头，散落在正常剪辑的画面中间，让整个电影的观感变得五味杂陈。

对一些情节至上的观众来说，好像本来30分钟能讲完的事，硬是被陆川拖了2个多钟头。但陆川觉得，他是把宝贵的剪辑空间让给了表演张力，让给了表演背后的剧情立意。殊不知，商业片根本就不看重这些。

很多人抱怨王俊凯在《749局》里的演技，觉得他的角色毫无发挥，轻浮又单薄。对陆川来说，这种批评其实完全不痛不痒。因为他自己最清楚演员的重要性，如果按照以前的手法，他会给王俊凯10几秒的怼脸长镜头。

但陆川根本没给，他觉得商业片并不需要呈现这些。从《九层妖塔》开始，陆川的电影完全抛弃了“拖沓”的画面剪辑：谁说话就把镜头打给谁，一镜时长不超过3秒；哪个角色死了，就把面部特写升格慢镜头留给死人和抱着死人的活人，伴着悲情音乐和华丽的背光镜头，企图营造一种廉价的唯美氛围——完全就是现代快节奏商业片的玩法。

这种拍法天然和表演空间互斥，演员很难发挥演技，观众又何从判断演技？档期相近的《刺猬》也是王俊凯主演，他在里面的表演并不像《749局》一样单薄丑陋。有时候，观众讨厌某个演员，更多是出于主观厌恶的刻板印象。

《749局》的坍塌和这些外在的东西关系不大，当陆川决定染指商业类型片的时候，悲剧便已经注定。

文艺电影出身的导演，总有几个人生阶段，内心非常脆弱。尤其是市场化改制前后的新生代导演，陆川也是其中一个。

陆川的出身，用根正苗红来形容，一点儿不为过。他打小就有部队背景，父亲在业界颇有资历，处女作就拉到了北影厂的顶级资源，人生顺利而且体面。但也许，正是这份体面，反过来也限制住了陆川。

在心底，陆川远不像他早年拍过的电影。他并不冷静客观，相反，他一直躁动不安。他很想证明自己，就像过去摔门而出的年轻人一样——离开体制，然后开着自己努力奋斗回来的进口小轿车，载着洋气的老婆和白嫩的儿子，衣锦还乡。

自负盈亏

但市场是残酷的。这里没有人在乎你的过去，你的沉淀不重要，你的表达不重要，甚至连你自己都不重要。拍不好，导演是可以换的。

很多人都对电影行业有误区，认为能拍好文艺片，就一定能拍好商业片、类型片；从文艺片转向商业片，是一种创作层面上的降维，是视听语言、意象隐喻的删繁就简。而就陆川近期的种种言论来看，他本人多少已经陷入了这种误区。

陆川说，他拍过《可可西里》《南京！南京》，他不是没拍过好电影。最近两部商业片口碑不佳，只不过是转型期的阵痛，希望市场能给他一些时间。

但事实就是，商业片才是一个导演的才华检测器。如果一个文艺片导演拍不好商业片，那么他一定是个缺乏灵魂和个性的导演。我的一个影迷朋友管这叫假文艺，我自己管这个叫类型化文艺。这种导演，能且只能定向“制造”文艺片。

《可可西里》的主题本身就具有正确性

有作者性的导演，拍商业片也会有强烈的个人印记，比如姜文和库布里克。类型片就像预制菜，工序非常固定，食材非常固定，食客非常固定。既然都大同小异，那么食客能有什么选品标准？如何突出一部类型片的优秀？

到头来还是作者性。

陆川的电影就缺乏一种作者性，而这种缺乏作者性的表征，就是他早期最擅长的纪录片手法。

《可可西里》曾被纪录片导演刘宇军控告，涉嫌抄袭纪录片《我和藏羚羊——冰河在这里流过》。抄袭是否属实，本身其实并不重要，更多的是佐证了《可可西里》个人特征的缺失——对电影导演来说，电影拍得像纪录片，并不是一种称赞。

冷静客观的纪录视角，本身只是一种源自新现实主义的拍摄技法，而非个人风格。如果一部电影的亮点只有这些，那么形式就大于内容。《王的盛宴》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，它是一部政治惊悚片，但陆川似乎并没有那么在意。

而当陆川彻底放弃他的文艺范式后，你会发现：《王的盛宴》变成了《九层妖塔》——一部俗不可耐的商业类型片。

这是一件无比悲哀的事。就像文字只能堆砌辞藻，照片只能参数公式。有些人努力一生，不过换来一声“匠气”；有些人轻描淡写，结果放个响屁都有“灵气”。对文艺工作者来说，天赋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东西。

陆川是个可悲的创作者，出道就被人压在身下。身边的同辈开始挑战商业片，他又后知后觉。宁浩至少有盖·里奇，而陆川一无所有，他只有自己那顶已经褪了色的塑料光环。

当然，宁浩是另一种悲哀的创作者——他的光环能发亮，但和别人的是同款。编辑部有老师非常痛恨宁浩，责备他是个拙劣的模仿者。但宁浩至少承认自己像盖·里奇。他说这种电影拍到后面，总有一种最优解，最终都会殊途同归的。

这证明，至少宁浩懂类型片是什么东西。不仅懂，而且还尊重这种创作形式。

宁浩选择让《疯狂的石头》和《两杆大烟枪》殊途同归，他知道这是在放弃自己的作者性，但这样的电影至少更好看。我觉得，这未必不是一种牺牲，商业片往往需要这种牺牲。它的使命就是满足观影需求，动机、意义、表达，都是狗屁。

这也是为什么，《749局》会让人出离愤怒。

因为陆川非常自私。他明明不懂什么是商业片，不懂什么是类型片，但却不愿意去妥协，而是试图用自己的科班手段，去做一些公式化到极点的东西，来试探商业片观众的味觉。其态度之傲慢，令人咋舌。

其实《749局》的质量远没有那么糟糕，至少它不该和《夺命六头鲨》一个水平。3.8的豆瓣分，更像是网友跟陆川的私人恩怨。很多文艺导演无法接受这种刺耳的噪声，但这种非理性的报复性评分，本身也是商业电影的一部分。

学院派有学院派的运作机制，哪怕最严苛的电影节评委，在点评电影时，都有一套艺术鉴赏和行业规范的基本原则。但商业片没有，观众不需要任何计量标准，打1分可能只是因为今天心情不好。众口难调，张艺谋懂，所以他始终对恶评保持沉默。

而《749局》专门办了一场专家研讨会，将自发性的观众评论建制化，并且把整体的舆情当成了假想敌。这简直就是本末倒置。

连批评都不敢面对的人，根本就不配当商业片导演。

好莱坞繁荣的商业片市场，靠的又不是豆瓣排行榜250部人生必看电影。这些优中选优的电影，只不过是整个行业的胜利果实。它们的背后是成千上万倍的烂片、屎片，是电影节和行业协会眼里，排山倒海的下三滥。

没有人记得这些过目即忘的庸作，哪怕这些代价都是必然的过程。试问，《749局》又有什么特殊之处？

因为它的导演叫陆川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