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中毕业那年,我找了个送外卖的暑假工,每天中午在华强北送两个小时的饭,包午餐。
当时外卖行业是个很新鲜的事物,美团还没出现在我的视野里,饿了么也是我加入这家公司后才得知的东西——当时,老板给我画饼说想要打败饿了么。
和后来的外卖平台不同,雇我的这家公司不仅负责食物的配送,还包了个中央厨房来负责餐品的供应。每天中午,一批餐从中央厨房送到我们这些配送员手里,而我们则根据程序上的下单情况,把保温箱里的餐送到对应的办公室,就像把线下的大食堂模式搬到了线上。
虽然都是送外卖,但当时我们的工作体验,跟现在的外卖员其实有着很大的差别。我们不会负责太大的片区,也不会遇到等待商家出餐的问题,每个人只需要几栋大楼的“定点送餐”就可以了。
我们会遇到现在的外卖员所需要面对的问题,甚至更严重。比如,克服麻烦的电梯问题——外卖员是很难在午休高峰期的时候用电梯的,即将超时的订单会像上吊的绳子一样不断勒紧你的脖子,迫于无奈下只能选择爬楼梯。
由于我们每个人都负责某几栋楼的订单,所以爬楼梯的频率和强度都很高,从17层爬到32层,再从32层爬回24层,只是每天的日常。那时决定我们工作效率的,不是电动车的车技,而是你能爬多少楼梯的体能。记得有一次,我在爬到三十几层气喘吁吁的时候,突然接到了个在十几层的订单,在无人的楼梯间里我大声骂了好几句娘。
《阳光普照》剧照
我们也会遇到现在的外卖员不需要面对的问题,像个销售或者底层推广一样去发传单,骚扰在休息的办公室职员,企图让他们能够在第二天订我们的餐。在经历一次进入别人的办公室,根本没有任何人理会我的过程后,我选择了将传单别在他们办公室的门把手上了事,为此还挨了负责人的一顿骂。后来,面对一些推销产品的人,我看到的都是自己昔日的样子。
深圳的夏天很热。每天工作完制服都会湿透,浑身燥热的情况下,我经常对卖剩下的冷饭没有食欲,只想喝水。而在休息时间,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年轻老板,就会对我们大讲未来的宏图,同时指责我们今天送得还是太慢了,而累得在原地擦汗的同事,都在无声地看着他。
这一个月的工作经历,对我后来的人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。我连当时的时薪多少都忘了,如果不是刻意回想,我甚至想不起来一些具体的细节。我对当时经历的辛劳没有任何意见,从小在父母水果店里帮忙的经历,让我对劳动这件事中会遇到的困难十分麻木——在父母的教导中,一分耕耘一分收获,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今年夏天,上海热得不同寻常,印象中这一两个月似乎每天都在高温预警,热得连走出室内都成了某种生存挑战。
前两天下楼抽烟,在电梯里遇上了刚送完餐的美团外卖员,心血来潮地问他天气那么热,外卖平台有没有提供高温补贴。他有点惊奇地跟我说没有,不知道是在惊奇我这个陌生人的搭话,还是在惊奇我居然问这种傻逼问题。
电梯开了,他跟另一部电梯里出来的饿了么外卖员一起边聊边往外赶,落在后面的我隐约听到他们聊到了我刚刚的问题,然后是他们一起发出的大笑声。
于是,我决定去看《逆行人生》。
我并不太信任徐峥。在我的印象里,他一直对市场、观众、电影的题材都有过分的计算,这是他在商业电影领域的才华,但这些计算碰到现实主义的题材,很难说会不会有错位的发挥。
电影看完,结果是在意料之外,也在意料之中。
意料之外的,是这并非完全是个“皇帝拿金锄头耕地”的故事,在电影里他触及了问题的深处,对外卖骑手现实中所遭遇到的困境,有着全景化的展示,他也在试图通过这些展示,来传达对外卖员应有基本尊重的主题。
意料之中的,是这一切的展示,果然在电影后半段迅速往最庸俗的方向滑落,角色们的困境变成了片面的煽情素材,用来满足一个烂俗的鸡汤故事。他对真正的问题所在视而不见,人为地倾销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,试图用极端的个例来说明僵局被突破的可能,忸怩且虚伪。
作为一部商业电影,《逆行人生》的完成度相当高,剧情的节奏、情感的引导、镜头的变化,都相当纯熟。而对外卖员生活日常的细致呈现,更是让电影具备了一定的奇观属性。在现实世界,外卖员的工作已经与大多数人的日常紧密捆绑,但外卖员的生活,对许多人来说仍是个难以触及的世界。《逆行人生》最具噱头,也做得最细致的,便是对外卖员的整个工作流程进行了还原,使其成为对普通观众来说极为新鲜的奇观。
这个奇观呼应并延续了电影一开头所明确的“因为不够内卷而阶级滑落”的故事脉络,让由徐峥扮演的男主高志垒,在卷不过同事导致被裁员后,四处求职无门,最终在被投资失败、父辈生病、女儿求学、房屋贷款等多种火烧眼眉的困局锁死了出路后,被迫进入到门槛更低但内卷情况更为赤裸的外卖员行业。
从这一阶段开始,电影确实很好地兼顾了对现实问题的呈现,以及故事结构上的顺滑。
它以“外卖员月入过万”的神话,将送外卖顺理成章地定成了解决高志垒生活困局的唯一突破点。而在将送外卖变成高志垒“逆袭”的舞台后,它便接入了现实,将外卖员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全方位地摊开到了观众眼前,并巧妙地将这些全都变成高志垒接下来即将遇上的难关。
外卖员与各种小区、商场保安之间职责的冲突;为了保证不超时,外卖员超速、逆行、闯红灯等行为与交通法规的冲突;频繁游走在交通法规边缘,外卖员自身生命安全与工作的冲突;平等工作的外卖员,却因为平台派送的“垃圾单”而无法正常工作的公平性冲突;订单时限就在眼前,商家却迟迟不能出餐的人际冲突;顾客的刁难与过失,导致外卖员作为服务人员的尊严丧失等社会性冲突。
这些全都在电影的前中部分有着相当深入,甚至尖锐的呈现。
虽然因为本身商业电影的属性,这部分的呈现难免将一些角色和群体刻板化,也难免带上一些夸张与喧哗,比如将“顾客”塑造成外卖员困难的首恶,又比如描绘冯兵扮演的“单王”大黑如何车技高超时,给了一个电瓶车侧身过弯,车身在马路上刮出火花的镜头,俨然把小电瓶当作了哈雷摩托来拍。
但高志垒作为一个中产精英,在电影前半段不断地破除尊严、认知的障碍,适应自己阶级滑落的过程,的确一定程度上地“脱下了长衫”,明白了想要在外卖员这个行当混出头,就必须付出尊严、时间,乃至生命安全的代价。
然后呢?没有然后了。接下来的电影用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情节变化,将前半部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消解并掩盖,辅以极其娱乐化的叙事,令一个将所有人都困在原地的僵局,坍缩成了一个可以依靠个人努力去突破的麻烦。
电影后半部对高志垒奋起过程的描述,充斥着难以言喻的“对下层人民垂怜”的刻奇意味。前半部所描绘的外卖员困境,在电影的后半部,从具备一定现实意味的奇观,沦为了男主励志过程中纯粹的背景板、纯粹的模糊景观。
这个时候,故事前半段所有看似为了故事节奏、电影观感所做的浮夸描写,对所有角色采用的片面刻画,甚至将“顾客”作为外卖骑手面临的最大障碍的扁平塑造,都露出了真实的面貌。
它们并不是电影试图引出更现实内容所留下的入口,那些出场的角色和形象并没有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变得立体,更没有带出更深层也更无解的困境。
它们只是电影为后半部极不真诚的情节发展,所留下的伏笔。
在高志垒下定决心想要成为“单王”,端正了自己的工作态度的时候,整个电影世界立刻变得顺遂了起来。
父亲与他的矛盾毫无道理地自然消解了,所有外卖员都自发地帮他解决困难,此前所有为难他的保安、宿管、顾客,全都在这段时间里被一个个地解决,高志垒的骑手等级和月收入都在节节攀升。他的债务在这个过程里消失不见,甚至他的糖尿病都在“奋斗”的过程里自觉地“隐入尘烟”。
这些都不是现实的逻辑,甚至不是“魔幻现实”的逻辑——“我变好了,世界就会围着我转”,是做梦的逻辑。
如果《逆行人生》只是一部普通的商业电影,像徐峥之前拍的“人在囧途”系列那样,幻想就幻想一些,导演和观众们都并不太在意。因为,电影想要呈现的逻辑,并不在那个层面。
但这部电影既然触碰了外卖员的题材,也对外卖员的处境进行了较为尖锐的呈现,那么就不能避免去承担大家对现实主义的期许。
套用那句关于忠诚的名言,现实不彻底,便是绝对的不现实。
当电影选择了将整个故事转入到励志节奏的那一刻,就必然会有诸多问题被掩盖,许多矛盾被转移。
外卖员们是不是单纯的受害者?顾客们是不是趾高气扬的暴君?保安、宿管、店家,这些对象真的能因为单方面的讨好,就变得好打交道吗?
复杂的人性不会遵循这么理所当然的逻辑,否则我们每年也不会看到如此之多的外卖员与店家、顾客大打出手,甚至闹出人命的新闻。
而更为让人不能接受的,是当电影将所有因素都作为高志垒奋进的陪衬时,在更广阔视角下的问题与困境,便在这部电影里被隐去了。
外卖员工作所有的环节,以及在这些环节里都有可能遇上的人,都在这部电影里有所表现,唯独又一个最重要也最致命的角色——外卖平台本身——却全程失语,只在最后的“单王”表彰大会上为成功者提供了欢呼的舞台。
对外卖员所面临的问题,很多人都不感到陌生,在前几年的媒体叙述里,就已经很集中地将外卖员们称之为“困在系统里的人”。来看这部电影的观众,许多都已经对外卖平台给外卖员带来的结构性压迫,有着一定的认知。
图源:《人物》公众号
外卖员为何要频频超速、逆行、闯红灯?
外卖员为何在被车撞了之后,还要鲜血淋漓地提起外卖接着送?
外卖员为何在送餐过程中遇上交通意外,却很难拿到保险与平台的赔付款?
超时罚款、平台规定时间的不断缩短、从平台到配送站层层递增的压力、劳务合同的缺失、保险履行的不到位,诸多结构性问题最终的根源都在疯狂扩张的平台本身。
这已经不是人人视而不见的“房间里的大象”,而是早已被大家挂在嘴边时时提及的豺狼。既然电影试图让高志垒在外卖员这个工作中实现人生的“逆行”,便不应当也不能不去提及这个问题。
事实上,《逆行人生》提及了。在剧情后半有一个“单王”大黑与其他骑手的冲突,其他骑手指责大黑跑得太快,导致平台都以大黑为标准来要求他们,导致大家为了工作都不得不拼命加快速度。
平台算法不断优化并压缩骑手的配送时间,“优秀”的骑手通过对路况的熟悉、对交通规则的违反,不断适应了新的配送时间限制,反而给平台算法提供了更新的数据,让它能够在下一次给出更加苛刻的时间限制。
对骑手们而言,这是个无解的问题,是平台算法在不加节制地优化下必将导致的结果。在劳动力过剩的环境里,平台算法会一步步将所有骑手异化成麻木的配送机器。这不会是大黑一个人的问题,也不是其他骑手不够努力的错,而是这个被算法支配职业,注定走向越努力就越累的残酷结果。
大黑与其他骑手争执的根源,本应指向这里,指向层层剥削背后真正的始作俑者。但《逆行人生》没有,它把这场争执变成了一场内部员工之间的情感冲突,用激烈的情绪去弱化了真正应当指控的对象,然后又借由情感冲突的解决逻辑,在一顿饭、一个苦衷、一场外卖员之间的欢声笑语中,把这个问题一笔带过。
然后,《逆行人生》还以大黑的退出为契机,把剧情导向“单王争霸战”的剧情,将整个电影的主题彻底娱乐化。
“单王争霸战”是一场灾难。这场灾难彻底抛弃了此前花费诸多笔墨带出的严肃与苦痛,把所有本就刻画片面的外卖骑手,压进了一心一意争夺“单王”的“运动员”形象中。所有外卖员所遭遇的问题和困境,在这场“竞速赛”里被搁置,让位给廉价的鸡血和激情。当高志垒被车撞了仍然拿着外卖,奔进夜场,在最后一秒钟完成最后一单夺下“单王”时,影片为高志垒提供的“逆袭成功”的巨大高光,便彻底排斥了其他所有问题所存在的位置,只留下对个人努力和意志的歌颂。
这种几段剧情间内在叙事逻辑的替换,是一种恶毒。
它忽视了外卖员身上人力不可抗的结构性问题,拒绝回答如果系统崩溃了可能出现的灾难,否认了这个过程中人被劳动异化的现状,仍然将个人努力视作为每一个人解决问题的治病良方,对所有观众灌输着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。
《逆行人生》做了半部好电影,写了一个伪现实。商业逻辑盖过现实逻辑,提出问题的同时又在背叛被那些问题所困扰的群体,它不是那种完全倒向“何不食肉糜”的悬浮电影,但触碰问题又回避问题的行为,更为让人所不齿。
电影上线后,《逆行人生》遇到了今年以来关于电影最大的舆论风波之一。
某种意义上,我认为徐峥活该。
在电影结尾的后日谈,高志垒放弃了父亲的高价康复医疗,放弃了孩子的国际学校,也放弃了始终被他称之为“底线”的大房子,一家人搬到了一个小房子里其乐融融,谈笑间说起了自己再也不需要胰岛素的可喜现状。
电影似乎是想要通过这一幕,传递“知足常乐”这个颠扑不破的道理,让高志垒放弃物欲,回归真实的生活本身。但却因此而对前面铺垫的“努力神话”,形成了别扭的嘲弄。
当这些高志垒原本所面临的困境全都不存在后,他进入外卖员行业,并且如此辛苦奋斗的原动力也被抽空了。若从一开始就如此选择,电影中间又一个半小时的内容都完全不必去呈现。
更讽刺的是,即便电影将高志垒塑造成了一个,能在几个月间从中产精英进化成外卖单王的“天才”,同时还能在每天十四小时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后,仍然能够抽出时间来开发“路路通”小程序的“超人”。他仍然没有解决自己最初想要解决的任何一个问题,仍然需要不断地对生活妥协与让步。只有到电影最后一幕,“路路通”这个小程序引起外卖平台高层注意力的画面,高志垒自己的问题,才真正出现了可被解决的契机。
在奋力打造了一个“努力神话”后,又将高志垒送外卖这段时间的所有经历踢入虚无,仍然对其人生的“逆行”给出了一个“获得上头的赏识,才能重回中产阶级”的答案,简直是在自己拆自己的台。
我能看出徐峥试图复刻《我不是药神》的奇迹,但就这部影片所表露出的虚伪来看——别逗了,还是继续去拍”人在囧途“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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